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初唐四杰沈宋王孟韦柳高岑大历十才子韩孟

　　建安七子

　　建安年间(196～220)七位文学家的合称。最早提出“七子”之说的是曹丕。他在《典

　　论·论文》中说:“今之文人，鲁国孔融文举、广陵陈琳孔璋、山阳王粲仲宣、北海徐□伟

　　长、陈留阮□元瑜、汝南应□德琏、东平刘桢公□。斯七子者。于学无所遗，于辞无所假

　　，咸以自骋骥□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驰。”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

　　的优秀作者，所以“七子”之说，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。

　　“七子”的生活，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，尽

　　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。后期他们都先后

　　依附于曹操，孔融任过少府、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

　　。不过，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，被杀。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，所以各人的

　　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。孔融在建安元年(196)，徐□、阮□在建安初,陈琳在建安

　　五年,王粲在建安十三年,刘桢、应□在建安十三年后。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，“七子

　　”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***的现实，抒发忧国忧

　　民的情怀。主要作品有王粲《七哀诗》、《登楼赋》,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、阮□《驾出

　　北郭门行》、刘桢《赠从弟》等，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；但有些作品情调过

　　于低沉感伤，如阮□《七哀诗》、刘桢《失题》“天地无期竟”等。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

　　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，内容多为游宴、赠答等；但有些对曹氏父

　　子的颂扬，带有清客陪臣口吻,显露出庸俗的态度。然而,无论前、后期，“七子”的创作

　　都是积极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。

　　“七子”的创作各有个性，各有独特的风貌。孔融长于奏议散文，作品体气高妙。王

　　粲诗、赋、散文，号称“兼善”，其作品抒情性强。刘桢擅长诗歌，所作气势高峻，格调

　　苍凉。陈琳、阮□，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，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，其风格的差异在

　　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，阮□比较自然畅达。徐□诗、赋皆能，文笔细腻、体气舒缓。应□

　　亦能诗、赋，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。“七子”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，这也就

　　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。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，便是刘勰在《文心雕龙

　　·时序》中所说的：“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

　　故梗概而多气也。”

　　“七子”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他们与“三曹”一起，构成建安作家

　　的主力军。他们对于诗、赋、散文的发展，都曾作出过贡献。

　　在诗歌方面，“七子”以写五言诗为主。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

　　，桓、灵之世“古诗”的出现，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。而“七子”的优秀五言之作

　　,写得情采飞扬,变化多致，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。如徐□的《室思》就比同一题

　　材的《青青河畔草》或《冉冉孤生竹》写得细腻深厚。而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、阮□《

　　驾出北郭门行》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，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“古诗”晚，它们在五

　　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。

　　在辞赋方面，“七子”写了大量的小赋，他们在张衡、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

　　，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。“七子”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：①取材范围更加扩

　　大，题材的普通化、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；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

　　趋加强，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；③抒***彩愈益浓厚。对于“七子”的赋，

　　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中也表示了

　　同样的意见，还特别认为王粲、徐□二人是曹魏一代的“赋首”，说他们可与宋玉、司马

　　相如、左思、潘岳等并列。

　　在散文方面，孔融的章表，陈琳、阮□的书记，徐□、王粲的论说文，在当时都能独

　　树一帜。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“文以气为主”(《典论·论文》)，贯注了作者

　　独特的气质。“七子”散文名篇有孔融《荐祢衡疏》、《与曹公论盛孝章书》，陈琳《移

　　豫州檄》、《为曹洪与魏太子书》,阮□《为曹公作书与孙权》,王粲《务本论》、《荆州

　　文学记官志》等。“七子”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，尤以孔融、陈琳比较显著。

　　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，又多用典故，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

　　略的环节。

　　“七子”著作，原集皆已佚，今独存徐□的政治伦理专论《中论》。明代张溥辑有《

　　孔少府集》、《王侍中集》、《陈记室集》、《阮元瑜集》、《刘公□集》、《应德琏休

　　琏集》，收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中。清代杨逢辰辑有《建安七子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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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6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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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竹林七贤

　　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称。他们是谯国嵇康、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、河内向秀、沛国

　　刘伶、陈留阮咸、琅邪王戎。由于他们互有交往，而且曾集于山阳（今河南修武）竹林之

　　下肆意酣畅，故世称竹林七贤。七人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。嵇康、阮籍、刘伶、阮咸始终

　　服膺老庄，越名教而任自然，山涛、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，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

　　一。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。嵇康、阮籍、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、已成取代之

　　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。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。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，但

　　不为司马炎所重。山涛起先“隐身自晦”，但40岁后出仕,投靠司马师,历任尚书吏部郎、

　　侍中、司徒等，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。王戎为人鄙吝，功名心最盛，入晋后长期为侍中

　　、吏部尚书、司徒等，历仕晋武帝、惠帝两朝,至八王乱起,仍优游暇豫，不失其位。

　　七人在文学创作上成就不一。阮籍的五言诗，嵇康的散文，在文学史上都占重要地位

　　。向秀的赋，今存唯《思旧赋》一篇，篇帙短小，感情深挚，亦称名作。刘伶有散文《酒

　　德颂》，风格与阮籍《大人先生传》颇相接近。他的五言诗也有一定水平，但今存作品很

　　少。阮咸精通音律，然而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作品。山涛、王戎虽擅清言，但似乎不长于

　　文笔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山涛有集5卷,今所见佚文，全部是奏启文字，文学价值不大

　　。王戎的著作则很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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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6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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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初唐四杰

　　初唐文学家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的合称。《旧唐书·杨炯传》说：“炯与王

　　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以文诗齐名，海内称为王杨卢骆，亦号为四杰。”

　　四杰齐名,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。《旧唐书·杨炯传》记张说与崔融对杨

　　炯自说“愧在卢前,耻居王后”的评论,《旧唐书·裴行俭传》说他们“并以文章见称”等

　　，所说皆指文。《朝野佥载》卷六记“世称王杨卢骆”后,即论杨炯、骆宾王之“文”为“

　　点鬼簿”、“算博士”,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,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。后遂主要用以评其

　　诗。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有“王杨卢骆当时体”句，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；但也

　　有认为指文，如清代宗廷辅《古今论诗绝句》谓“此首论四六”；或认为兼指诗文，如刘

　　克庄《后村诗话·续集》论此首时，举赋、檄、诗等为例。

　　四杰名次,亦记载不一。宋之问《祭杜学士审言文》说，唐开国后“复有王杨卢骆”，

　　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，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。张说《赠太尉裴公神道碑》称：“在选曹，

　　见骆宾王、卢照邻、王勃、杨炯”，则以骆为首。杜甫诗句“王杨卢骆当时体”，一本作

　　“杨王卢骆”；《旧唐书·裴行俭传》亦以杨王卢骆为序。

　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，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。王勃明确反对当时“

　　上官体”，“思革其弊”，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(杨炯《王勃集序》)。他们的诗歌，从

　　宫廷走向人生，题材较为广泛，风格也较清俊。卢、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,气势稍壮;

　　王、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，音调铿锵。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。陆时

　　雍《诗镜总论》说“王勃高华,杨炯雄厚,照邻清藻，宾王坦易，子安其最杰乎？调入初唐

　　，时带六朝锦色。”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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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7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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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沈宋

　　初唐诗人沈□期和宋之问的合称。他们的五七言近体诗歌作品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

　　型。《新唐书·宋之问传》：“魏建安后迄江左，诗律屡变。至沈约、庚信，以音韵相婉

　　附，属对精密。及之问、沈□期，又加靡丽，回忌声病、约句准篇,如锦绣成文。学者宗之

　　,号为‘沈宋’。”

　　唐初以来诗歌声律化及讲究骈对的趋向日益发展。沈□期、宋之问等人更在以沈约、

　　谢□等为代表的永明体基础上,从原来的讲求四声发展到只辨平仄,从消极的“回忌声病”

　　发展到悟出积极的平仄规律，又由原来只讲求一句一联的音节、协调发展到全篇平仄的粘

　　对，以及中间二联必须上下句属对，从而形成完整的律诗。中唐独孤及《皇甫公集序》说

　　：“至沈詹事、宋考功，始裁成六律，彰施五色，使言之而中伦,歌之而成声,缘情绮靡之

　　功，至是乃备。”元稹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》更指出：“沈宋之流,研练精切,

　　稳顺声势，谓之为律诗。由是而后,文体之变极焉。”沈宋以前,象四杰中王勃、卢照邻、

　　骆宾王的律诗，前后失粘的还相当多，且多为五律。沈宋使五律更趋精密,完全定型,如沈

　　□期的《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》、《夜宿七盘岭》，宋之问的《麟趾殿侍宴应制》、《陆

　　浑山庄》等；又使七律体制开始规范化，如沈□期的《兴庆池侍宴应制》、《奉和春日幸

　　望春宫应制》，宋之问的《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》、《三阳宫石□侍宴应制》等

　　。沈宋都曾为宫廷诗人，所作律诗多为应制奉和之作，内容虽无甚可取，但词采精丽，且

　　数量较多，又大都合律，使律诗的粘对规律逐渐为一般诗人所遵守，影响甚大，为近体诗

　　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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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7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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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孟韦柳

　　盛唐王维、孟浩然、中唐韦应物、柳宗元的合称。为唐代继承陶渊明田园诗而发展成

　　独特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流派的代表。这四人的遭遇、诗风并非完全相同，但在山水田园

　　诗歌创作上，都有较高的独特成就，并且在艺术风格上有某种相同或相近之处。王维是朝

　　廷清贵，晚年山居消闲,诗的题材较广,有清华、典雅、壮健、平淡等多种风格；孟浩然是

　　济世之心不遂，终于隐遁，比较集中地写山水田园诗；韦应物做地方官吏，比较关心民生

　　,既有涉及社会方面的诗,也有写闲适境界的诗；柳宗元参加政治革新集团失败，长期被贬

　　谪而死，其诗主要抒发愤激不平之情，也有一部分山水诗。

　　过去诗论家对四家诗意见不一致,如王世贞以为“摩诘才胜孟襄阳”(《艺苑卮言》),

　　苏轼以为柳诗在“韦苏州上”(《东坡题跋》)，王士□又以为韦诗在“柳柳州上”(《分甘

　　余话》)。但四家诗又都有继承陶渊明传统的一面,即内容写自然景物,风格清微淡远。陈师

　　道以为王维学陶渊明，“得其自在”(《后山诗话》)；吕本中以为孟诗“自然高远”（《

　　童蒙诗训》）；苏轼以为韦、柳“发纤□于简古，寄至味于澹泊”（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

　　），大致是一个意思。后来，王士□主张神韵，就是以这一流派为宗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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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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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岑

　　盛唐诗人高□和岑参的合称，为盛唐边塞诗歌代表诗人的专称。但“高岑”并称，则

　　始于他们的好友杜甫《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、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》：“高岑殊

　　缓步,沈鲍得同行。”说他们两人成名较晚,而才学堪比沈约、鲍照，原非专称。

　　高□、岑参的诗以“悲壮为宗”(胡应麟《诗薮》)。他们都积极进取，但长期功名失

　　意。一再出塞谋求报国立功，对仕途坎坷和边塞生活有着深刻体验。所作主要以边塞战争

　　、塞上风光和仕途艰难为题材，善于运用七言古诗等体裁，表现报国安边、治国安民的壮

　　志和奋发进取的精神，或抒发怀才不遇、功业无成的悲愤。其诗意气豪迈，情辞慷慨，奇

　　偶相生，手法多样。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。

　　由于生活经历、个性、文学思想和渊源等差异，高□、岑参的诗又有重要区别。“高

　　悲壮而厚，岑奇逸而峭”（王士□《师友师传续录》）。高□善于反映战士和农民的疾苦

　　，暴露现实，笔调严谨，直抒胸臆，以常语感人；岑参擅长讴歌胜利，描绘奇境，抒发豪

　　情，寓情于景，以奇语动人。

　　高、岑边塞诗成就最高。近人以“高岑”并称往往是因其边塞诗。同时，唐代边塞诗

　　派也被称为“高岑诗派”，诗风相近的王之涣、王翰、王昌龄、崔颢、李颀等人均被列入

　　此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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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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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历十才子

　　唐代宗大历时期的十位诗人为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

　　技巧。姚合《极玄集》卷上“李端”名下注云：李端与“卢纶、吉中孚、韩□、钱起、司

　　空曙、苗发、崔洞(一作“峒”)、耿□、夏侯审唱和，号十才子。”《新唐书·卢纶传》

　　也说：“纶与吉中孚、韩□、钱起、司空曙、苗发、崔峒、耿□、夏侯审、李端皆能诗齐

　　名，号大历十才子。”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王应麟《玉海》亦

　　采此说。但在宋代，对“十才子”究竟指哪十人，已有异说。南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载

　　“大历十才子，……卢纶、钱起、郎士元、司空曙、李端、李益、苗发、皇甫曾、耿□、

　　李嘉□。又云：吉顼、夏侯审亦是。或云：钱起、卢纶、司空曙、皇甫曾、李嘉□、吉中

　　孚、苗发、郎士元、李益、耿□、李端。”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把冷朝阳列入“大历

　　才子”，但未明确为“十才子”之一。清人异说更多，见王士□《分甘馀话》卷三、黄之

　　隽《大历十才子诗跋》（《□堂集》卷二十四）、管世铭《读雪山房唐诗钞》卷十八、翁

　　方纲《石洲诗话》卷二,均有辨析。大概因为原十才子中有几家(如苗发、崔峒、耿□、夏

　　侯审、吉中孚)今存诗不多,后世诗评家才以己意加以增删，实应以《极玄集》、《新唐书

　　》所记为可信。

　　十才子大多是失志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，也多半是权门清客。明代胡震亨《唐诗癸签

　　·谈丛》说：“十才子如司空(曙)附元载之门,卢纶受韦渠牟之荐,钱起、李端入郭氏贵主

　　之幕，皆不能自远权势。”因而多投献应酬之作。但在他们失意的仕途和战乱的宦旅生活

　　中，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。他们都擅长五言近体，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

　　等，语词优美，音律谐和，但题材风格比较单调。清代管世铭指出：“大历诸子实始争工

　　字句，然隽不伤炼，巧不伤纤，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、耐人吟讽。”（《读雪山房唐诗钞

　　》）这是他们共同的艺术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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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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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韩孟

　　中唐诗人韩愈、孟郊的并称。韩孟是“元和体”中以“奇诡”和“矫激”著称的两家

　　。孟郊年长于韩愈18岁,而韩愈说要“低头拜东野”(《醉留东野》),作《双鸟诗》比喻二

　　人一鸣而万物皆不敢出声。孟郊也有“诗骨耸东野，诗涛涌退之”(《戏赠无本》)的话。

　　二人联句，达13首之多。这是两家诗并称的一个来由。唐人有“孟诗韩笔”之称，则是指

　　一诗一文而言。宋人梅尧臣始以韩孟诗并称。《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》说：“韩孟于文词

　　,两雄力相当。偶以怪自戏,作诗惊有唐。”是专就诗而言。大抵两家诗艺术上的共同点是

　　“用思艰险”，不同处是韩诗雄富,境界壮阔,孟诗清苦，风格瘦硬。黄庭坚以为孟胜于韩

　　，苏轼、元好问、施补华则以为孟不及韩。赵翼《瓯北诗话》以为“二人工力悉敌，实未

　　易优劣”。刘熙载《艺概》以为“韩之推孟也至矣，后人尊韩抑孟，恐非韩意”。近代“

　　同光体”诗人，也都主张并学韩、孟，不分轩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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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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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风格流派介绍二

　　文史资料风格流派

　　郊岛元白张王乐府新乐府运动温李皮陆韩柳唐宋古文运动

　　郊岛

　　中唐诗人孟郊、贾岛的合称。孟郊比贾岛大28岁，是贾岛的前辈诗人。但他们都是遭

　　际不遇,官职卑微,一生穷困，一生苦吟。孟郊“一生空吟诗，不觉成白头”(《送卢郎中汀

　　》)；贾岛“一日不作诗，心源如废井”(《戏赠友人》)，相传他“二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

　　流”(魏泰《临汉隐居诗话》)。他们又都是韩愈的诗友。韩愈对他们的诗也都很赞赏，说

　　孟郊诗“横空盘硬语，妥贴力排□”(《荐士》)，贾岛诗“□穷怪变得，往往造平淡”(《

　　送无本师归范阳》)，但重视郊较过于岛。郊、岛二人偶有诗相投赠，在当时并不齐名。唐

　　末张为《诗人主客图》列孟郊为“清奇僻苦主”，贾岛则为“清奇雅正”的升堂七人之一

　　。宋代欧阳修始以两人并举，谓“孟郊、贾岛之徒，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”（《书梅圣俞

　　稿后》），苏轼有“郊寒岛瘦”(《祭柳子玉文》)之论。二家诗“清奇”“悲愁”，造语

　　刻炼，白描不用词藻，是共同之处。但孟郊诗以五古为主，不作律诗；贾岛诗以五律为主

　　，古体较少；孟郊对社会生活观察较广，感情较深,有关心国事民生的作品；贾岛则生活较

　　窄,对世事较冷淡，一味枯寂幽峭,情调凄黯,是不同之处。潘德舆以为“郊岛并称，岛非郊

　　匹，人谓寒瘦，郊并不寒也”(《养一斋诗话》)。此论有代表性。但贾岛对后来的影响大

　　于孟郊：晚唐五代被诗论家称为“贾岛时代”（闻一多《贾岛》），宋代“九僧”、“四

　　灵”，明代“竟陵派”，清代“浙派”，学贾岛成为流派；学孟郊的只是个别的诗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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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9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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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元白

　　中唐诗人元稹、白居易的并称。《新唐书·白居易传》载：自居易“初与元稹酬咏，

　　故号元白。”白居易在《〈刘白唱和集〉解》中也说：“江南士女，语才子者，多云元白

　　。”元白并称，当时已行于世，又经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，后世遂相袭沿用。宋代严羽

　　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并称他们的诗体为“元白体”。

　　元稹、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。二人文学观点相同,作品风格相近。他们强调

　　诗歌的讽谕作用,写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，都擅长于新乐府、七言歌行、长篇排律等诗体

　　，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。在中唐诗坛上，元白的影响很大。《旧唐书·元稹

　　白居易传》论赞指出：“若品调律度，扬榷古今，贤不肖皆赏其文，未如元白之盛也。”

　　但元稹诗在主题集中、思想深刻、形象鲜明等方面，都比白居易诗稍逊一筹。叶燮说：“

　　元稹作意胜于白，不及白舂容暇豫。”（《原诗》）赵翼则认为:“白自成大家,而元稍次

　　。”（《瓯北诗话》）

　　对元白的评价,历来有抑有扬。抑之者始自杜牧,指元白诗为“***言□语”、“纤艳不

　　逞”（《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》）。扬之者始自张为，列白为“广大教

　　化主”，元为“入室”(《诗人主客图》)。其后,明代王世贞、王世懋、清代王夫之、王士

　　□均贬抑元白。宋代叶梦得、明代贺贻孙、清代尤侗、翁方纲则褒扬元白。苏轼虽说过“

　　元轻白俗”（《祭柳子玉文》），但又多以白自况，实际上他是很仰慕白居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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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29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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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张王乐府

　　中唐诗人张籍和王建乐府诗的并称。南宋许□《彦周诗话》说：“张籍、王建乐府宫

　　辞皆杰出。”明代胡应麟《诗薮》更以“元白长篇，张王乐府”并称。

　　张籍、王建二人早岁同学，交谊甚深。他们出身寒素，官职低微,较能理解民生疾苦,

　　并积极加以反映。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和重要成员，所作乐府诗，继承并发扬了《

　　诗经》、汉乐府的传统，以短篇七言歌行为主要体裁，揭露并抨击统治阶级荒***横暴、穷

　　兵黩武、混战不休等罪恶行径，反映并同情广大人民遭受剥削、压迫的不幸遭遇，题材广

　　泛，主题深刻，倾向鲜明。又善于运用比兴、白描及对比、映衬等手法，通过事实和人物

　　语言表现主题，在篇末用重笔突出中心，语言通俗而凝炼，韵律善于变化，形成了他们共

　　同的诗风。比较起来，王建诗题材较张籍广阔，描写比张诗更具体细致，更含蓄，口语化

　　程度更高；张诗语言则较王诗典雅，在反映商人、士大夫的生活以及抒发收复失地、反抗

　　入侵的爱国热情等方面，为王诗所不及。清代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说：“张王乐府，天然

　　清削，不取声音之大，亦不求格调之高，此真善于绍古者。较之昌谷，奇艳不及，而真切

　　过之。”

　　新乐府运动

　　中唐时期由白居易、元稹倡导的，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。

　　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。宋代郭茂倩指出：“新乐府者，皆唐世之新

　　歌也。以其辞实乐府，而未尝被于声，故曰新乐府也。”（《乐府诗集》）明代胡震亨说

　　：“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。往题者，汉魏以下，陈隋以上乐府古题,唐人所拟作也。新

　　题者,古乐府所无，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。”(《唐音癸签》)初唐诗人写乐府诗，多数袭

　　用乐府旧题，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。这类新题乐府，至杜甫而大有发展。杜甫善于用乐府

　　诗体描写时事，所作如《兵车行》、《丽人行》、《悲陈陶》、《哀江头》等，“率皆即

　　事名篇，无复依傍”（元稹《乐府古题序》）。元结、韦应物、戴叔伦、顾况等人,也都有

　　新题乐府之作。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“极帝王理乱之道，系古人规讽之流”(《二风诗论

　　》)，使“上感于上、下化于下”（《新乐府序》）。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。

　　新乐府运动是贞元、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。这时，安史之乱已经过去，唐

　　王朝正走向衰落。一方面，藩镇割据，宦官擅权，赋税繁重，贫富悬殊，蕃族侵扰，战祸

　　频仍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；另一方面，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，

　　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，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，缓和社会矛盾，使得唐王朝中

　　兴。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，便分别出现了韩愈、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

　　白居易、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。

　　元和四年(809)，李绅首先写了《新题乐府》20首（今佚）送给元稹，元稹认为“雅

　　有所谓，不虚为文”，于是“取其病时之尤急者,列而和之”,写作了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

　　》12首。后来白居易又写成《新乐府》50首，正式标举“新乐府”的名称。白居易还有《

　　秦中吟》10首，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。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，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

　　。当时张籍、王建、刘猛、李□等人，既写新题乐府,又写古题乐府,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

　　方向。元稹原与白居易、李绅约定“不复拟赋古题”，后来见到刘猛、李□所作古乐府诗

　　，感到“其中一二十章，咸有新意”，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。虽用古题，但或“全无

　　古义”，“或颇同古义，全创新词”（元稹《乐府古题序》），其实质、作用与新乐府是

　　一致的。这样，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，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。

　　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、《新乐府序》、《寄唐生》、《伤唐衢》、《读张籍古乐府

　　》等诗文中，元稹在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》、《乐府古题序》等诗序中，阐述了新乐府

　　运动的理论主张。所谓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(《与元九书》)，“为君、

　　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”（《新乐府序》），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

　　的基本宗旨。所谓“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”，“上以补察时政，下以泄导人情”（《与元

　　九书》），“风雅比兴外，未尝著空文”（《读张籍古乐府》）,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

　　讽谕作用;所谓“惟歌生民病”（《寄唐生》），“但伤民病痛”（《伤唐衢》），“讽兴

　　当时之事”（《乐府古题序》），反对“嘲风雪、弄花草”(《与元九书》)，是主张诗歌

　　要有社会内容，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。所谓“根情、苗言、华声、实义”（《

　　与元九书》），“其辞质而径”、“其言直而切”、“其事□而实”、“其体顺而肆”（

　　《新乐府序》）,“非求宫律高,不务文字奇”（《寄唐生》），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

　　容统一，为内容服务，表达直切顺畅，让人容易接受。这些诗歌理论，一反大历以来逐渐

　　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，发扬了《诗经》、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，是具

　　有进步意义的。

　　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，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。白居易、元稹、张籍、王建等人的乐

　　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,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,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

　　在的社会矛盾，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。如白居易的《杜陵叟》、《卖炭翁》，元稹

　　的《田家词》、《织妇词》，张籍的《野老歌》，王建的《水夫谣》等，都是直接描写劳

　　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；白居易的《缭绫》、《红

　　线毯》、《重赋》、《轻肥》等，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***□,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、

　　阶级对立的;白居易的《宿紫阁山北村》、张籍的《猛虎行》、王建的《羽林行》等，是揭

　　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、残害人民的；白居易的《新丰折臂翁》、元稹的《夫远征》

　　、张籍的《塞下曲》、王建的《渡辽水》等，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；白

　　居易的《盐商妇》、元稹的《估客乐》、张籍的《贾客乐》等，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

　　形发展，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；白居易的《上阳人》、《井底引银瓶》，张

　　籍的《妾薄命》，王建的《望夫石》、《去妇》等，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。诸如此类

　　的作品，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。在艺术上，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，

　　风格互有差异，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，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。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

　　实绩。

　　新乐府运动的创作，既要针砭现实、指斥时弊，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。白居

　　易说，他的诗曾使得“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”,“执政柄者扼腕”,“握军要者切齿”，

　　竟至“言未闻而谤已成”(《与元九书》)，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。元和十年，白居易横遭

　　毁谤，远谪江州，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。事实上，统治阶级的

　　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，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再继续下去。尽管如此，它在中国诗歌

　　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，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晚唐皮日休作《正乐

　　府》10篇，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，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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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作者：海歌

　　--发布时间：2005-10-2520:30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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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温李

　　晚唐诗人温庭筠和李商隐的并称。他们的诗歌风格都承受六朝余习，色彩□丽，笔调

　　柔婉，故有此并称。《新唐书·温庭筠传》谓庭筠“工为辞章，与李商隐皆有名,号温李”

　　。《唐才子传》也说庭筠“侧词艳曲,与李商隐齐名，时号温李”。

　　温李并称，是指他们诗风中“以□致相夸”（《唐才子传》）的共同方面。这种诗风

　　在晚唐诗坛上有很大影响，还为宋以后婉约词派开了先河。元好问所谓“风云若恨张华少

　　，温李新声奈尔何”（《论诗三十首》之三），也是就这一点上提出批评的。

　　温庭筠与李商隐的作风、成就并不完全一样。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认为“文思清丽,庭

　　筠过之”。明代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也称许温诗“笔径较独酣捷”。而陆时雍《诗镜总论

　　》则说：“李商隐丽色闲情,雅道虽漓,亦一时之胜；温飞卿有词无情,如飞絮飘扬,莫知指

　　适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更谓“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，而商隐感时伤事，尚颇得风人之旨

　　”。李商隐诗在讽喻时政和寄情深婉方面，超过了温庭筠，但用典过多，命意晦涩之病，

　　又甚于温诗。

　　皮陆

　　晚唐作家皮日休、陆龟蒙的并称。皮日休为苏州从事,陆龟蒙是苏州人，他们时相唱和

　　，诗作数量很多,合编为《松陵集》，这是皮、陆并称的一个由来。皮日休曾有《正乐府十

　　篇》等诗,受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影响,陆龟蒙也有少量关心民生之作如《杂讽九首》、《村

　　夜二篇》，他们思想倾向略同。但松陵唱和诗，却往往追求险怪，纤巧冷僻，有长达500字

　　、1000字的长篇,拼凑对偶,以多为贵。诗论家指出,这是“以笔墨相娱乐”（赵执信《谈龙

　　录》）的倾向，甚至有“皮、陆如吃蒙□药，瞢腾而作呓语”（黄子云《野鸿诗的》）的

　　讥评。他们还有一些名为“吴体”的拗律，造语诘屈，用意也在于消闲遣闷。

　　皮日休、陆龟蒙散文中有些忧时愤世的小品，显示了他们虽称隐士而“并没有忘记天

　　下”，在唐末，“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□。”（鲁迅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）。

　　韩柳

　　中唐散文家韩愈、柳宗元的并称。韩柳并称，始于宋初。穆修《唐柳先生集后序》说

　　：“唐之文章，初未去周、隋五代之气……至韩、柳氏起，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。”越湘

　　《本文》也以二家并称。明人朱右、茅坤便以二家居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

　　韩愈、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但在政治、学术方面有同有异。他们都是中小

　　地主阶层出身，都反对当时的藩镇与宦官。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，主张

　　改革；韩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。他们的思想都以儒学为主导。但韩倾向于唯心主义，却坚

　　决反对佛教；柳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，却又兼信佛学。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合一，文质

　　并重，学习先秦两汉作品而要有独创性，并且都擅长议论文、传记文。但韩愈尤长于碑志

　　、序跋、哀祭等体；柳宗元的寓言、游记、骚赋等则为韩所不及。艺术风格方面，韩雄大

　　而柳精悍。韩愈收召后学，传授古文，门下人才辈出；柳宗元贬谪南方时，也有从学的人

　　，但缺乏特出知名之士，因此，韩的影响大于柳。

　　后人对韩、柳二人的评论，有扬有抑。持扬韩抑柳论者，有宋祁、方苞、姚鼐等人；

　　持扬柳论者，有晏殊、范仲淹、李贽、焦循等人;扬柳而又抑韩的,有陈衍、章士钊。其中

　　有的单论文章，有的则兼及政治。林纾是持折中论的代表。

　　韩、柳并称，指古文而言。诗歌史上，韩、柳不是同一流派，而以“韩孟(郊)”、“

　　韦（应物）、柳”并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