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漂失业大学生的生存状态(组图)
面对尴尬的现实，这些在京求生的外地大学生不知所措：满怀豪情地来到这令人向往的首都，追寻自己的梦想，但又找不到落脚之处 10月6日，刘杰带着他的简易电火锅，来到师弟赵阳在北京新租住的小屋，准备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。菜是大家凑钱买的，有青菜、鱼丸和一些羊肉。没有案板，只能垫在塑料袋上切菜，能混在一起的菜都放在了锅里，饭缸的盖子成了盘子。
“过中秋节喽，过中秋节喽！”伴随着外面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，刚到北京不久的赵阳高兴得像个孩子。“原本我都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过节，还好大家都来了。”赵阳激动地说着，“我们本来素不相识，却在北京找到了朋友。”
赵阳和小苗及韩磊是7月8日一起来到北京的，三人挤在一间房子里。书、电脑、衣物堆满了整个屋子。两个男孩睡在靠外面的床上，小苗睡在里面，床是用一块门板临时放在行李上搭成的。
韩磊经常加班，平时和赵阳很少有机会见面。前不久，小苗辞去了刚干了两个月的工作，回到东北的老家。中秋节前，他们搬到新的住处，房子变得宽敞了不少，也避免了以前男女同处一室的尴尬。
刘杰闭着眼睛，把一口啤酒咽进了肚里，这是他在北京过的第二个中秋节，想起往事，心里有点发酸。
一年前，刘杰告别了大学4年的生活，离开在西安的学校，和几个同学背上硕大的背包来到北京。白天他们顶着烈日去找工作，晚上就挤在同学租的房子的阳台上睡觉。一个月后，身上带的钱所剩无几，最后用100元钱熬过了半个月。“那个时候，吃的最多的是馒头和面条。”他说，“我很幸运，在最危机的时候，终于找到一份在某教育机构的工作。”
半年后，他转投位于北京798工厂艺术家聚集区的一家商业工作室，当一名摄影助理。“我终于可以做自己爱好的事情了。”他说，现在每月能拿到1000多元钱。他说：“我虽很穷，但是我想学些东西。薪水对我来说，只要饿不着就满足了。”此时，刘杰已经在北京海淀区的前八家村和同学合租了一间小平房。房子很小，一张简易的双层单人床是他们最主要的家具，墙上贴满了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。“我们平时煮的最多的还是面条。”他指着屋里一套简单的炊具说。
一个月后，他又换了新的工作，来到一家小广告公司。随后，他又搬了家。
北京一直是刘杰向往的地方。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，他还在念高二。火车从家乡河南出发，人很多，没有座位。摇摇晃晃，6点下了火车，接着坐9路公交车。直至看到天安门的时候，他才从长途颠簸的疲劳中解脱出来，变得兴奋不已。“我来北京的目的是找一所艺术类的高考培训班。到了晚上，仍然一无所获，只好坐在路边啃起自己带的大饼。”他回忆说，当晚便买了返程的火车票。这就是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。
大学四年级那年的冬天，他得到来北京一家报社实习的机会。凌晨4点出了北京西站，外面很冷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。他穿着单薄的衣服来到一家亮着灯的报刊亭边，放下旅行包，拨打北京同学的电话，但同学的手机关机，他只好放下电话，走进了一家网吧，一直等到同学发现他的留言。
实习单位的领导让他等待消息，但过了很多天却没有丝毫音讯。好心的朋友劝他请领导吃顿饭，“现在就流行这个！”。“我找的饭馆怕别人看不上，让别人定地方，又怕自己结不了账。”他苦笑着说。直到得知那里的实习名额已满，他才又辗转到另一家单位，过了一个月的实习生活。
和赵阳一样，任玲是今年7月才走出大学校门的。“我想在北京闯一闯。”学工业设计的她说。她的毕业证书很特别的，是一张四开大的证明信，那是学校给拖欠学费的学生开的特别证明。
她每天都会翻阅报纸上的招聘广告，也发了很多的简历，可一直没有消息。“我想快点儿找到一个能挣钱的工作，就算去工厂当工人也无所谓。”她强调着说，来北京时身上只带了1200元钱。她和好友辗转数日终于找到一间可以按月支付的房子，虽然在北京南四环外的和义南站，但房租仍然不菲，花掉了她身上大部分的盘缠。任玲的老家在山东农村，年老多病的母亲使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，她不忍心再向家里要钱。
出租房的邻居介绍她到服装店做店员，她兴奋极了。面试前，她特意打扮了一番，一扫往日的颓唐。但是，结果却让人失望。几天后，室友又介绍她到一家小广告公司去做业务员。工作的第一天，她眼里闪着泪光，和室友庆祝道：“我终于有工作了，我会努力去做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。”试用期间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她都毫无怨言。三天后，她遭到老板委婉的拒绝，她失业了。室友晚上回来，发现她躲在被窝里哭泣。她说：“我都怀疑自己了，我真的不行吗？”两个姐妹相拥而泣，一夜无语。
找不到工作，她时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长时间的看书、上网、睡觉充斥着她的整个生活。
8月28日，结束了在北京一个半月的生活，任玲踏上了回山东的列车。送别时，大家都没有哭。
在车站送别任玲的，还有他的同学刘平，在北京这段时间，他一直寄宿在任玲的住处，晚上就窝在沙发上睡觉。
一个月前，刘平来到北京时，任玲专门到车站去接他。车站广场上，他穿着大短裤和一件灰色的短袖，不修边幅地和一群民工坐在一起，差点儿没有被认出来。
刘平出生在甘肃天水，父母都是靠天吃饭的庄稼人，已经年过六旬。哥哥嫂嫂在外地打工，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在读书。他上学的学费，都是靠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和贷款勉强交齐的。听说儿子毕业后要去北京工作，母亲甚为高兴，临走前偷偷塞给了他家里仅有的400元钱。
“我觉得我应该置办几套衣服了，我要去应聘工作。”他说，他只有一条牛仔裤是留着应聘时才穿的。他一直想应聘一份茶馆的工作，他说：“我喜欢那种气氛。”
他找到了在“798”的艺术书屋里管理库房的工作，月薪800元。他说，自己并不在意薪水的多少，而是看中了书屋里的书，他想追寻一种心灵的自由。但事实并没如他所愿，每天上下班，在路上要花近6个小时的时间，繁杂的工作让他吃不消。
休息时，他和一些好友常到“798”看展览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看到一位摄影人的作品《西海固》。“那就是我们家乡的样子。”他指着墙上的照片，自豪地给别人讲着他的家乡。但他也常念叨：家里房子的墙壁在一层层地掉皮，下雨的时候还会漏雨。
9月19日，他离开了北京。“我的家乡才是最美好的地方，那块贫瘠的土地，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。在北京一个月，我觉得自己老了好多。”他看了一眼北京西站的钟楼说。采访手记
简易的房子，是这些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北京临时的家。在这些房子里，有的人来了又走了，有的人勉强留下，也有的人活得依然精彩。他们一直坚信会有属于自己的未来，在这些房子里，将继续着他们的故事，记录着他们的留京岁月。
刘平虽然家境贫寒，但是他总是给人一种不被凡尘所染的感觉，他曾经一边唱着陕北民歌一边泪流满面。但是，这次来北京，他似乎老了许多，他在艺术书屋里工作了9天，每天要挤6个小时的公交车。辞职的那天，他病了，没有要自己的薪水，带着疑惑离开了北京。
刘杰曾告诉我，他不想还贷款了，我很怀疑。他说：“每年9000元的学费，学校给我们的只是放羊式的教学。我曾是班里成绩很好的学生，平时读书也很用功，也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，可是面对眼下很简单的工作都是那么力不从心，是我们真的没有努力吗？”
我开玩笑地问赵阳：“名牌大学毕业的你，工作都挑了3个月了，就将就一下吧。”他怒视着我：“不是我挑，而是发出的简历没有任何消息，3个月只有两次面试的机会，还让我等消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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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过中秋节喽，过中秋节喽！”伴随着外面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，刚到北京不久的赵阳高兴得像个孩子。“原本我都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过节，还好大家都来了。”赵阳激动地说着，“我们本来素不相识，却在北京找到了朋友。”
赵阳和小苗及韩磊是7月8日一起来到北京的，三人挤在一间房子里。书、电脑、衣物堆满了整个屋子。两个男孩睡在靠外面的床上，小苗睡在里面，床是用一块门板临时放在行李上搭成的。
韩磊经常加班，平时和赵阳很少有机会见面。前不久，小苗辞去了刚干了两个月的工作，回到东北的老家。中秋节前，他们搬到新的住处，房子变得宽敞了不少，也避免了以前男女同处一室的尴尬。
刘杰闭着眼睛，把一口啤酒咽进了肚里，这是他在北京过的第二个中秋节，想起往事，心里有点发酸。
一年前，刘杰告别了大学4年的生活，离开在西安的学校，和几个同学背上硕大的背包来到北京。白天他们顶着烈日去找工作，晚上就挤在同学租的房子的阳台上睡觉。一个月后，身上带的钱所剩无几，最后用100元钱熬过了半个月。“那个时候，吃的最多的是馒头和面条。”他说，“我很幸运，在最危机的时候，终于找到一份在某教育机构的工作。”
半年后，他转投位于北京798工厂艺术家聚集区的一家商业工作室，当一名摄影助理。“我终于可以做自己爱好的事情了。”他说，现在每月能拿到1000多元钱。他说：“我虽很穷，但是我想学些东西。薪水对我来说，只要饿不着就满足了。”此时，刘杰已经在北京海淀区的前八家村和同学合租了一间小平房。房子很小，一张简易的双层单人床是他们最主要的家具，墙上贴满了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。“我们平时煮的最多的还是面条。”他指着屋里一套简单的炊具说。
一个月后，他又换了新的工作，来到一家小广告公司。随后，他又搬了家。
北京一直是刘杰向往的地方。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，他还在念高二。火车从家乡河南出发，人很多，没有座位。摇摇晃晃，6点下了火车，接着坐9路公交车。直至看到天安门的时候，他才从长途颠簸的疲劳中解脱出来，变得兴奋不已。“我来北京的目的是找一所艺术类的高考培训班。到了晚上，仍然一无所获，只好坐在路边啃起自己带的大饼。”他回忆说，当晚便买了返程的火车票。这就是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。
大学四年级那年的冬天，他得到来北京一家报社实习的机会。凌晨4点出了北京西站，外面很冷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。他穿着单薄的衣服来到一家亮着灯的报刊亭边，放下旅行包，拨打北京同学的电话，但同学的手机关机，他只好放下电话，走进了一家网吧，一直等到同学发现他的留言。
实习单位的领导让他等待消息，但过了很多天却没有丝毫音讯。好心的朋友劝他请领导吃顿饭，“现在就流行这个！”。“我找的饭馆怕别人看不上，让别人定地方，又怕自己结不了账。”他苦笑着说。直到得知那里的实习名额已满，他才又辗转到另一家单位，过了一个月的实习生活。
和赵阳一样，任玲是今年7月才走出大学校门的。“我想在北京闯一闯。”学工业设计的她说。她的毕业证书很特别的，是一张四开大的证明信，那是学校给拖欠学费的学生开的特别证明。
她每天都会翻阅报纸上的招聘广告，也发了很多的简历，可一直没有消息。“我想快点儿找到一个能挣钱的工作，就算去工厂当工人也无所谓。”她强调着说，来北京时身上只带了1200元钱。她和好友辗转数日终于找到一间可以按月支付的房子，虽然在北京南四环外的和义南站，但房租仍然不菲，花掉了她身上大部分的盘缠。任玲的老家在山东农村，年老多病的母亲使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，她不忍心再向家里要钱。
出租房的邻居介绍她到服装店做店员，她兴奋极了。面试前，她特意打扮了一番，一扫往日的颓唐。但是，结果却让人失望。几天后，室友又介绍她到一家小广告公司去做业务员。工作的第一天，她眼里闪着泪光，和室友庆祝道：“我终于有工作了，我会努力去做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。”试用期间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她都毫无怨言。三天后，她遭到老板委婉的拒绝，她失业了。室友晚上回来，发现她躲在被窝里哭泣。她说：“我都怀疑自己了，我真的不行吗？”两个姐妹相拥而泣，一夜无语。
找不到工作，她时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长时间的看书、上网、睡觉充斥着她的整个生活。
8月28日，结束了在北京一个半月的生活，任玲踏上了回山东的列车。送别时，大家都没有哭。
在车站送别任玲的，还有他的同学刘平，在北京这段时间，他一直寄宿在任玲的住处，晚上就窝在沙发上睡觉。
一个月前，刘平来到北京时，任玲专门到车站去接他。车站广场上，他穿着大短裤和一件灰色的短袖，不修边幅地和一群民工坐在一起，差点儿没有被认出来。
刘平出生在甘肃天水，父母都是靠天吃饭的庄稼人，已经年过六旬。哥哥嫂嫂在外地打工，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在读书。他上学的学费，都是靠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和贷款勉强交齐的。听说儿子毕业后要去北京工作，母亲甚为高兴，临走前偷偷塞给了他家里仅有的400元钱。
“我觉得我应该置办几套衣服了，我要去应聘工作。”他说，他只有一条牛仔裤是留着应聘时才穿的。他一直想应聘一份茶馆的工作，他说：“我喜欢那种气氛。”
他找到了在“798”的艺术书屋里管理库房的工作，月薪800元。他说，自己并不在意薪水的多少，而是看中了书屋里的书，他想追寻一种心灵的自由。但事实并没如他所愿，每天上下班，在路上要花近6个小时的时间，繁杂的工作让他吃不消。
休息时，他和一些好友常到“798”看展览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看到一位摄影人的作品《西海固》。“那就是我们家乡的样子。”他指着墙上的照片，自豪地给别人讲着他的家乡。但他也常念叨：家里房子的墙壁在一层层地掉皮，下雨的时候还会漏雨。
9月19日，他离开了北京。“我的家乡才是最美好的地方，那块贫瘠的土地，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。在北京一个月，我觉得自己老了好多。”他看了一眼北京西站的钟楼说。采访手记
简易的房子，是这些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北京临时的家。在这些房子里，有的人来了又走了，有的人勉强留下，也有的人活得依然精彩。他们一直坚信会有属于自己的未来，在这些房子里，将继续着他们的故事，记录着他们的留京岁月。
刘平虽然家境贫寒，但是他总是给人一种不被凡尘所染的感觉，他曾经一边唱着陕北民歌一边泪流满面。但是，这次来北京，他似乎老了许多，他在艺术书屋里工作了9天，每天要挤6个小时的公交车。辞职的那天，他病了，没有要自己的薪水，带着疑惑离开了北京。
刘杰曾告诉我，他不想还贷款了，我很怀疑。他说：“每年9000元的学费，学校给我们的只是放羊式的教学。我曾是班里成绩很好的学生，平时读书也很用功，也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，可是面对眼下很简单的工作都是那么力不从心，是我们真的没有努力吗？”
我开玩笑地问赵阳：“名牌大学毕业的你，工作都挑了3个月了，就将就一下吧。”他怒视着我：“不是我挑，而是发出的简历没有任何消息，3个月只有两次面试的机会，还让我等消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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