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点击查看原图]今年9月16日，科龙电器前董事长顾雏军被逮捕。对于今年年初才荣登“胡润资本控制50强”第一人的顾雏军来说，他也许不会想到，自己会步第一届榜首德隆唐氏兄弟的后尘。
随着顾雏军的被捕，近来著名的三大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案——创维黄宏生案、金正万平案、科龙顾雏军案，最终都走上了被惩罚的道路。
包括顾雏军事件在内，不少类似的富豪落马尽管情况比较复杂，但是，作为民营企业家，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，对于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和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民营企业而言，“发展为王”与“治理为本”并重更加重要。
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文魁所言，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的控制人往往拥有多个企业，更容易通过关联交易，来操纵利益和掩盖实情。而且大民营企业践踏公司治理规则，会大面积地造成小股东、债权人、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。
成也官商勾结 败也官商勾结
曾在2001年进入“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”的周正毅，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，于2003年9月被捕。有消息说，周正毅案之所以浮出水面，是因为其房地产项目开发资金的危机。
据报道，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以东地块是上海的黄金地段之一，总占地面积17.64万平方米，规划开发面积63万平方米。周不仅能在该项目中免交数额不菲的土地出让金，还获得一系列的支出优惠，节省资金成本一举超过数亿元。
周正毅经营房地产的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据报道，周正毅玩得最多的其实是“空手套白狼”的把戏。周非法获得大量地产项目，然后以此抵押贷款，再用贷款收购上市公司，然后由上市公司购买这些项目资产，在沪港两地之间又涉嫌外汇非法流出。由此，成立仅5年的农凯集团，才能由5亿元的资产迅速膨胀到2003年初的200多亿元。
事实上，在诸多翻船的民营企业家事件背后，人们一再地看到类似周正毅案中之“腐败官员＋金融犯罪＋国有资产流失”的经典犯罪组合。
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负责人仲大军认为：“中国改革20年来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私有化进程，进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下交易、官商勾结这种非法的寻租行为，使非常多的官员捞到好处，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也捞到好处。”“这些民营企业家连连出事正显示出他们的脆弱性，其脆弱性是他们自身因素与制度缺陷双重原因造成的。而制度缺陷带来的问题要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问题。”
经济学者巴曙松指出，中国富豪分布最集中的行业往往是政府管制色彩浓厚的行业，例如房地产业。政府的管制造成了行政权力寻租的空间，在这些行业出现问题富豪的概率也越高。“只要政府管制还广泛存在，只要行政权力还在不透明地参与市场运作，那么，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就可能需要被动地支付这些租金，问题富豪就难以避免。”
“问题富豪”：转型体制的照妖镜
国资委研究中心赵晓博士认为，“问题富豪”的出现具有标本意义，显示出中国社会制度的正反双向演变。从“问题富豪”聚敛的“黑金”数额上看，仅排名在前50名者的资产总额已近700亿，相当于一个省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，就像一个劣质、起反作用力的杠杆，大到如此份儿上，对某些地方经济社会的操纵力可想而知。此外，“问题富豪”狂吞国有资产和公共财富的手段极其毒辣。违法违规视为常事，偷税漏税不在话下。如被称为“蚁王”的广州“走私大王”郑洪钧，纠集数百只走私“蚂蚁”疯狂走私柴油，走私额高达14亿元，渔船、运沙船、飞机仔、地下油管油罐、专业油库……其专业化程度之高令人咋舌。令人触目的是，“问题富豪”拥有的几乎全是“权贵资本”。没有一个能与官场绝缘，其中多半是官员或者其嫡亲，有的是染指官场的黑恶势力。他们发财的秘诀是权钱置换，因此发家暴富速度和陨落速度同样惊人。像成克杰、马向东这些官场“老板”，同时又是身为亿万、千万的富豪，他们主政的地方，某些领域的公共权力也呈现出可怕的市场化和涉黑化。他们用权力这只“草船”借到“金箭”后，还要进一步稳固手中权力，觊觎更高的权力，把更多官员拉入“腐败同盟”，以保证腐败手段隐蔽化，达到安全与合法化的目标。因此只要有“问题富豪”浮出水面的地方，都有大批官员栽进去，都会造成官风败坏、世风堕落的后果。除了经济方面捅出的大窟窿，它给一个地方造成的政治地震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，使这些地方在修补地方形象、官员作风和人际关系上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可见，“问题富豪”的价值，就是他们用不规范或非法的手段探出体制漏洞，政策缺失和市场空间，而付出的成本是权力的寻租、法律的尊严、社会财富的转移和消耗、社会心理的失衡，以及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。投入远远大于产出，整个社会所得到的几乎全部是负效益。
